具体论证请看本书附录：西方现代民主政治[86] 见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律思想史》，第289页。

如果认为道德是人性的外显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，是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是维系人与人、家庭、国家的强劲纽带，那么当这样的道德被毁伤，就需要法律去保护，并成为法律的主要内容。重拾这颗宝石，擦拭其上的积垢，正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。

如果认为道德只是一应然，或者是一神启，甚至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么无论如何都很难把道德融入法律，因为这样的道德是一个超然物，与处理世俗事务（尤其是恶的事务）的法律格格不入。如此一来，道德要入主西方法律，就更显得长路漫漫了。[1]凌斌博士说中国法学至今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学术状况，看起来有耸人听闻之意，实则是责深言切之心。这就为权利的本体论打下了基础。中华法系对道德的照拂，在先秦以前并不突出，而是在经历秦暴政之后，用了近千年的时间，唇枪舌剑的激辩，跌宕起伏的试错，终而在《唐律疏议》中得到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结晶，用现在的话可以这么说：道德和权利是国家治理的根本，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手段。

西方法系以权利为本位，且论证得如此深入，编派得如此精细，构造得如此完整，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。最后，中国传统的无讼以求的法学思想还要继承，西方的在法律中设置对立面的经验更要借鉴，在融汇了中外古今的法律智慧后的中华法系，一定会更具备社会主义的意蕴。[24]同样认为道君临万物，是一切事物之源。

但从深度上说，却让道在人类社会的彰显达到前人不曾企及的深度，因而成其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文科学的高峰。[14] 这段话颇为重要，它谈到礼与刑的关系，更强调礼是大经、是根本。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，仓促引进西方发达国家成法，即使再先进，难保不会南橘北枳、削足适履。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，实乃传统的民本学说的创造性发展，以这种思想为宗旨，辅之以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（尚贤的现代转化）的用人之术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正行进在迈向世界之巅的途程中，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远了。

到建文帝时，觉得这部律书还是偏于严苛。梁在《永明律》的基础上修订为《梁律》，但仍是《晋律》的旧规。

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，古之所谓愚，今之所谓智。究其大者，并不足观，明太祖初时即用重典，已体现在《大明律》中。大夫曰：俗非唐、虞之时，而世非许由之民，而欲废法以治，是犹不用隐括斧斤，欲挠曲直枉也。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，刑罚之甚者至于诛。

除了《晋律》，同时还有《晋令》四十篇，《晋故事》三十卷。及孝文即位，躬修玄默，劝趣农桑，减省租赋。周公的明德慎罚，汉文帝的废除肉刑，唐太宗的死刑五覆奏等是中华法系礼法并用、德主刑辅的标志性事件，中华法系的通情达理、援经据律、务从宽简、化重为轻，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法系相较，是有突出优势的。[33] 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[34] 约法三章，曰：杀人者，死。

[32]以致刑者相半于道，而死人日成积于市。二 初创期中华法系的法理及特征中国法律的刑起于兵，很好地说明了恶的对立引致了法律的出现，在战争中，双方以暴制暴，不可能出现对立之统一，但这种暴力形式，最初是以消除恶的对立为目的的，双方以暴制暴，胜出的一方消灭了对手，实现了自身的同一性，结束了恶的对立。

必须特别指出的是，元朝确立的蒙古族统治，是自汉以来最为残暴的时期，以少数民族为统治阶级，杂以原始野蛮的统治手段，分民族为四等，决利益之高下，虽也延用中华法系，却又以民族之别而有宽严，实则视法制为玩物。[81]这些法典及其他法律法规汇编成册，通称为《六法全书》，完成了法律形式的近代化。

文学曰：残材木以成室屋者，非良匠也。夫律设大法，礼顺人情，齐民以刑，不若以礼。这部借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、批判性地参酌西方发达国家立法、以《共同纲领》为基础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简称《五四宪法》，由序言和总纲，国家机构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，国旗、国徽、首都等四章组成，共106条。随后邓析的《行刑》，把法律书之于竹简上，并教人学法，更易于法律的流传。同样也说明在战乱中、在恶的对立中刑的产生。[26]也就是说，孟子所说的道就是人性善，孟子从人性的深处探求道的本源，这不仅是儒家淑世亲民的传统，更是对中国传统智慧的重大贡献。

其实，中国最先仿制西方法律而进行的立法是商事法律，1903年就完成了《商人通则》和《公司律》，1904年有《商标注册试办章程》的施行，其后《破产律》于1906年颁布并实行，1908年又请日本法学家起草《大清商律草案》，草案包括《总则》，《商行为》，《公司法》，《海船法》，《票据法》，共1008条，但未颁行。因此，用法制的手段强制地控制或切除社会的毒瘤，就成为一个国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需。

[85] 这里只是结论性的概述兼带感性的表达，理性的分析参见拙著《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—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渊源》，特别针对人们对西方民主的迷信，作了深入的分析，指出民主是权力腐败的另一种形式。在审判制度上，除了有援法定罪的总原则，还有节制拷讯的制度安排，也有对老幼、孕妇的适度照顾。

孔子心目中的道，由他学生的口中说出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[47]及至孝武即位，外事四夷之功，内盛耳目之好，征发烦数，百姓贫耗，穷民犯法，酷吏击断，奸轨不胜。

司法制度也作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的分置，在司法程序上从起诉、逮捕和羁押、审理和判决、上诉复审，到录囚、执行等更加完整。第二节 中华法系的成熟期一 中华法系的成长与成熟从商鞅变法到李斯执政，以吏为师，一任刑名，百余年间，国富兵强，纵横天下，并有四海。在这些主流思想的阻遏下，虽然商品经济一直有着内在的冲动自发地向前发展，也会放慢发展的脚步，何况中国古代一直有重农抑商的传统，加之元帝国的暴虐统治对商品经济的摧残，明朝从始至终或严或松的海禁，[73]清朝初期颁布的禁海令、迁海令[74]以及后期对外的限制通商，都不同程度地妨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而元、明、清三代政治上的专制加剧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更无异是雪上加霜。而统治阶级也有自身的阶级利益，利用权威性、唯一性的强制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，这本身就是法制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这正是我们在论证中所看到的历史过程。[59] 白居易：《长庆集·四十七卷》[60] 参见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制发达史》第314—329页。

扁鹊攻于凑理，绝邪气，故痈疽不得成形。今欲以敦朴之时，治抏弊之民，是犹迁延而拯溺，揖让而救火也。

正是鉴于这一历史教训，汉以后便引儒入法，渐成德主刑辅之势。故大者陈之原野，小者致之市朝。

姑且不说刑起于何处，但就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力，刑是都具备的，它以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强行将一套规则施之于民，以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，这必须是以国家的形式而出现的。在民事、行政、财经立法方面有超越前代的成就。参见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248页。[14]这里谈到礼与刑的关系，正因为礼不敷其用，才有刑的出现。

到了明洪武三十年，才最后编定颁行，即后世所说的《大明律》。但是，其后四夷未附，兵革未息，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，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，取其宜于时者，作律九章。

自此以后，礼法并用，德主刑辅已经成为中华国家治理的主流。那末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共和国呢，情形又怎样？应该说，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，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，其最初也是以民主立国的，真心想实现人民民主。

[12]明确说到，刑是对外的。而致人获罪的罪名，通常是偷盗、杀人、贪污、不孝、不敬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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